無線電干擾更有效率。無人機主要依靠兩個信號來源進行操控,一個是操控端發出的飛控信號,另一個是定位信號,具體到中國的無人機,就是GPS信號或北斗信號。這兩個信號來源是進行反制的關鍵。
“無人機的飛行頻段、遙控頻段由無線電管理委員會專門分配,GPS和北斗也分配了專用頻段,只要是合法廠家生產的無人機,那么被屏蔽或干擾的就是相應的頻段。”一家研發反無人機技術公司的經理賈航(化名)告訴《財經》記者。
正在飛行的無人機若被切斷了飛控信號和定位信號,會“放空”,不知道往哪里飛、如何行動,之后會慢慢垂直落下,如果有風,便隨風飄移直至落地。這種方式直截了當,雖然無人機有可能因風速等影響在下落過程中有所損壞,卻遠比軍用反制設備造成的摧毀后果溫和。
此外,也可以通過無線電干擾,僅切斷飛控信號,這樣無人機會乖乖地沿原來的飛行路線返航,且飛手無法調整它的航線。
反制最新的思路是:“逮捕”這個不速之客,屏蔽掉無人機與飛手之間的聯系,操控無人機飛到反制者這邊。
一些特殊場所,比如機場、軍事基地、軍營,或者如看守所等高度戒備的地方,可以固定布防反無人機設備:在一個區域周邊布點安裝雷達探測器、紅外探測器、激光探測器等后,它會像哨兵一樣值守,發現無人機靠近,便利用無線電干擾趕走或者抓捕無人機。
一些布防設備甚至考慮到了網絡安全的問題,通過建立自檢機制和報警功能以防范黑客入侵等小概率的潛在威脅。“哨兵”價格不菲,一個四方形的區域,僅在四個角安裝,要花三四百萬元。
輕質化、便攜化,是當前反無人機行業的技術攻關方向。國內外市場上均可見背負式反無人機設備——一只大大的雙肩包,里面裝著電源和信號發射器,信號發射器往往被做成槍的形狀,操作者只需舉“槍”瞄準無人機。
操作者瞄準無人機后的關鍵技術點,是干擾效率。假如一架無人機在空中飛行時,它與飛手和反無人機設備操作者之間的距離都是300米,且恰好反無人機設備在這個距離下才能夠干擾到飛手的信號,那么此時的干擾效率就是1比1。這樣的干擾效率沒有意義,相當于雙方對無人機的制約力量相當。
想要更早地對無人機采取反制行動,就必須有更高的干擾效率。“我們也看過一些國外的反制產品,是1比2的干擾效率。”賈航透露。更高的干擾效率,不僅能及時趕走或抓獲無人機,在一些極端情況下,還有可能為后續行動爭取反應時間。這是當前國內外反無人機行業正著力解決的技術問題。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”
當無人機的工作頻段不在規定之內,反無人機設備就無計可施了。
也就是說,無人機生產廠商在制作過程中必須遵守規定,這是反無人機設備發揮作用的前提。
“對于廠家來說,極端情況不在我們的考慮范圍之內,使用非法頻段的無人機很少。”賈航說,一些航模愛好者可能給自制的無人機設定非法頻段,一些很小的生產玩具或航模的廠家也可能使用非法頻段。
規范無人機生產是管制的源頭。近日,民航局局長馮正霖對媒體表示,民航局將研究推行無人機實名制以減少“亂飛”,對于娛樂型、運動型等輕型航空器,會在航空控制區建立電子圍欄,無人機在出廠時即把機場數據錄入,以此保證無人機無法進入各種飛行禁區。
規范民用無人機的呼聲此起彼伏。2009年以來,中國民航主管部門頒布了多個相關管理文件,分別針對無人機的適航管理、空域管理、駕駛員資質管理。一架無人機想飛上天,除了遵守禁飛、限飛規定,要完成一系列審批手續,如空域飛行管制、航空器適航性審定、航空器駕駛人員審核和航空作業許可等。
當法規相對完整時,“關鍵是各個部門之間要做好溝通和協作。”華寧漢能(北京)航空技術研究院副院長林建對《財經》記者說。
有的無人機生產廠家主動給自己的產品套上“韁繩”,如大疆使用地理圍欄技術,給產品進行了固件升級,標記出禁飛區,當無人機定位到處于禁飛區時,比如北京六環以內,它將無法啟動,或在飛到禁飛區邊緣時,將自動按照失控模式進行返航或者降落的處理。
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”,在一些論壇上,已經在熱烈討論如何破解大疆的地理圍欄系統。據《新京報》報道,有商家稱千元可“破解”大疆無人機的禁飛區。據悉,北京朝陽區警方已介入調查。
一位無人機業內人士也提出質疑:“禁飛區,除了機場,還有一些軍事設施或區域,這些都屬于敏感信息,廠家如何有權利了解這些禁飛區的信息?”